自古以来，夏季便是君子的重要时节。《礼记·月令·仲夏之月》云，君子在夏天“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此时天地宏阔，林木深秀，百草正荣，以更高远的视角看待万物欣欣，胸怀自当为之一阔。这是北方的夏，准确地说是《礼记》的诞生地——中原地区的夏。

那么同一时期的南方人是如何消受夏天的呢？据中华史志奇书《越绝书》所载：“勾践之出入也……休谋石室，食于冰厨。”“东郭外南小城者，勾践冰室。”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时期，南方贵族就建造了“石室”“冰厨”等具有纳凉性质的避暑空间。这是最务实的方式。当然也有最浪漫的方式。如《陶庵梦忆》中有一篇《庞公池》（位于绍兴古城西园），记录了张岱泛舟度夏的风雅操作，“设凉簟，卧舟中看月，小傒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睡去”。

上海的夏，既没有北方的“天地宏阔”，也不似南方的“舟中看月”，倒似遗传了“休谋石室，食于冰厨”的务实基因，只是逐渐走向平民消费，乃至后来一度沦为市民阶层津津乐道的“弄堂口乘风凉，冰镇绿豆汤”了。

老上海的夏天（陈刚毅摄）

然上海的夏天究竟长啥模样，也许言人人殊，惟身临其境者，方可感慨万千，状其万一。

我国的夏季南北温差不大，全国普遍高温。但在北方，只要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就会有习习凉风；而在上海，离开空调，你会热得无计可施，无处可藏。即便走在梧桐浓荫遮天蔽日的衡复风貌区，日渐加剧的热岛效应也会让你如泥足郊外似火骄阳下。若再叠加上湿答答的黄梅天，空气中那层浓得化不开的溽滞黏腻，一定会让你瞬间闪过其境不可留、此城无可恋之念。上海人苦“夏”久矣！

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高温天气最多的年份是1934年。这一年，上海以55天高温天气创下百年上海滩的最高纪录。当年最热的7月12日，鲁迅在致母亲的信中这样描述道：

说到上海今年之热，真是厉害，晴而无雨，已有半月以上，每日虽房内也总有九十一二至九十五六度（注：即35至36℃），半夜以后，亦不过八十七八度，大人睡不着，邻近的小孩，也整夜的叫……大家都在希望下雨，然直至此刻，天上仍无片云也。

是年之热，不仅让大文豪鲁迅有时彻夜难眠，心烦意燥；还酿成旱灾，导致物价飞涨。同年8月15日出版的《良友》画报里，一篇《大上海的热景》开头写道：1934年的上海夏天极热，从6月到8月，气温很高而降雨极少，7月12日，更是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40.2℃。持续干旱，致全国赤地千里，打开当年的报章，“大旱”“米价飞涨”连篇累牍。因为极旱，上海还开了一场全国祈雨消灾大会。

上海夏季的热，几乎是一种吃不消的“湿热”。好不容易挨到了姗姗来迟的秋，也依然迟迟不愿“退烧”。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张爱玲借友人炎樱之口描写道：“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潮湿的空气裹着旧式公寓的木香、蕾丝窗纱的影子、打字机的敲击声，在闷热中凝滞成一首无声的挽歌。她的夏天，一定是旗袍贴背的黏腻，是电扇吹不动的沉香屑，是繁华都市里无人可诉的孤寂。

上海人普遍苦夏，但似乎有一人例外，就是闻人杜月笙。据说炎炎三伏，杜月笙也是长衫马褂，衣冠楚楚。有人劝他说：“杜先生不必如此拘束，尽可宽襟解带，迎风招凉。”孟小冬也私下劝他说：“这么热，你流这么多汗，穿件汗马甲儿，也无妨啊！”这时杜月笙便笑着解释他的“熬热”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手下这些佣人，多是些红眉毛、绿眼睛的家伙，如果我仅穿件汗衫，他们必进一步裸着上体。如果我穿上汗马甲，他们必更进一步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我这里当然算不上名流大宅，但我的佣人多，往来的朋友上、中、下三等都有。如果全屋子都是些穿短裤的汉子，我这杜公馆岂不变成大混堂了？因此，我杜月笙只能熬着热，冒着汗，受着这点不大不小的罪。”

但热天虽不尽如人意，若细细品味前人记“热”之作，也自有其春秋冬三季不及之妙处。当年鲁迅可以日日心满意足地“饮刨冰而归”，张爱玲也有着最爱的夏日甜品——老上海冰糕。有钱人可以赶“海滨浴场”，可以公园下午茶，可以草地音乐会；没钱人可以“井水泡西瓜”，可以弄堂“噶三湖”，甚至可以光腚“乘风凉”。至于“最懂生活的男人”林语堂，更是别有谐趣地指出，“一切家庭秘史，都可在夏日黄昏的闲话中流露出来”。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气候会对人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造成影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空气、水、地方》中也认为，气候、环境与人类性情、健康有着密切关联。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进一步论述了气候对法律、道德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寒冷塑造勇武与直率，炎热带来柔弱与敏感。北方人因纤维强健而自信果敢，南方人因神经灵敏而情感丰沛，气候差异深刻影响着民族性格与行为方式。孟德斯鸠有趣地发现，“温度越高越能感受到愉悦”，并且推论“炎热地区具有灵敏器官的人的心灵，容易被一切与两性愉悦有关的事情触动；他们的男女情爱，可由任何一件事勾起”。孟氏的发现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其后的推论就显得有点过度了。比如，相对炎热的香港，也只不过诞生了一部隐喻着“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东方式暧昧”——《花样年华》；而以多雨多雾和冬季寒冷著称的英国，却诞生了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

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更是“心境”的产物。有道是，心静自然凉，烦热自消融。面对炎炎夏日，生活质量远低于今人的古人尚且可以自得其乐，况今天身处环境卫生清洁、物质生活优渥、制冷设备充足的当代人。我们有品不完的各种冷饮、卤味、啤酒，逛不完的夜市、商超、乐园，以及“一脚油门”也游不完的周边农家乐与江浙沪避暑胜地。最妙的是，我们还有着或环绕四壁或溢满网盘的古人无法比拟的闲书与文娱，可“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亦可夜夜“佳片有约”。

是谓进可驱长车，偕妻儿，访名山胜水，赏尽长三角美景美酒与美食。退可吹空调，刷微信，观闲书旧画新片，馋了，则“口角噙香”地撸遍楼下孜然大串。

不过，对于一个慕古人好闲书喜古意的蜗居宅男而言，即便今人避暑的方式千千万，享乐的花样万万千，似乎仍不抵陶家的一次午后高卧：“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浮想至此，上海的夏天，吾吃勿消也吃得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