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敦煌痴人

口 真子

她已辞世23个春秋。我的心里，深藏着对她的怀念；我的笔下，记载了她的冷暖悲欢。23年前，她在癌症晚期委托我写她的传记，我信守了诺言。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敦煌七里镇石油文联工作。她是画家、敦煌艺术的专家，曾在敦煌研究院工作35年，80年代与丈夫常书鸿调往北京国家文物局。她为继承常书鸿的遗志，与儿子嘉煌回敦煌开凿新石窟，我们在一些文化艺术活动中相识，成为朋友。

莫高窟，世界著名的敦煌壁画艺术宝库，我去过若干次。古人留下了千余年精湛的壁画艺术与内含的宗教教义。一代代供养人和没有留下姓名的画师，还有从巴黎回国成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常书鸿和李承仙等画家们，为创造、延续和保护、宣传敦煌艺术，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做出的巨大贡献，都深深地触动了我。作为著名画家常书鸿的夫人与得力助手、研究所第一个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优秀者，她数十年痴情为敦煌，退休后还在为延续敦煌艺术竭尽全力。1998年我写了中篇纪实文学《敦煌痴人》，分两期连载在西安《金秋》杂志上。

常书鸿在《九十春秋》这本回忆录里写道：“1947年9月，李承仙从成都赴兰州，我从敦煌去兰州，在那里结婚后，一起回到敦煌，从此我们成了一对‘敦煌痴人’。”到莫高窟不久，冬季早临，大雪纷飞。大家闺秀、城市画家穿着光皮在外的羊皮袄，变成了牧羊姑娘的模样。她在寒冷中投入了洞窟的编号，接着进行大图《五台山》的临摹。那时怀孕的她没有放弃。由于壁画太大，李承仙用桌子、椅子、板凳巧妙地绑起来搭成4米高的架子，在高架上，一手提煤油灯，一手绘画。幽暗的洞窟，用油灯只能照亮一小片，要看准线条与色彩非常费眼力。这是一种高尚的受刑。站久了，她就头晕想吐，两腿打颤。有时她觉得架子在摇晃，如同置身于风中的白杨树枝上，仿佛树枝顷刻间就要被折断。有一天黑风暴袭击莫高窟，油灯熄灭。一瞬间，白昼变为黑夜。洞窟无门，沙尘随着狂风涌进通道。李承仙突然感觉墙壁上的一排排供养人飘动起来。恐吓之中，幸好常书鸿顶着风暴来了！

因为怀孕期间一直在洞窟里，女儿生下来就有软骨病，再加上40年代末生活条件相当差，母亲与孩子都营养不良，孩子一岁多就夭折了。作为母亲、作为第一代莫高窟的画家，经历的不仅是艰难，还有失去亲人的痛苦。

她对我说，常书鸿早就希望用新的石窟连接断了600年的敦煌石窟艺术。他弥留之际指着敦煌的方向用颤抖的声音说：“新石窟……”她说：“我一定要开凿新石窟！”

李承仙母子俩非常感谢市政府免费提供这块宝地,对当地无力提供经费也理解。1996年11月5日，石窟工程奠基，党河岸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同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了一篇由新华社记者写的报道，题为《敦煌石窟艺术续新篇》，副标题是《常书鸿之子等一批艺术家将开凿新窟》。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又一次开创性设想与行动。这首先引起了日本艺术界的重视。一些有远见的日本人想在这富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个现代石窟里留下自己的标记，提出第一个石窟由他们来画，由日本的公司投资。李承仙母子断然拒绝。面对投资机遇，他们初心不改：“这是为延续中国的敦煌石窟艺术而开凿的，第一个石窟的壁画必须由中国画家来画，这个石窟今后要交给国家的。”还有人提议，卖掉常书鸿的画，资金就可以解决。李承仙说：“常书鸿一生为敦煌，他属于敦煌，属于国家，我们要把他的画捐给国家。资金由我们自己解决！”

许多人为此而震惊。这是浩大的工程，母子一个是退休人员、一个是工薪阶层。这不是自设困境、自找艰难吗？是的，但李承仙与嘉煌没有犹豫，开凿石窟的叮当声在党河悬崖上响起，是震撼心灵、穿越时空的前奏曲。

党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她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敦煌人民，敦煌也因为有了她而成为戈壁绿洲，得以延续。正是她的奔流，如刀劈斧砍一般出现了一些断崖，使之成为天然的石窟开发区。但是为了不破坏岩层，凿窟用了与莫高窟1500年前开凿石窟的办法，用榔头击打钢钎，一寸一寸地掘进。工人们腰系绳索悬吊在悬崖中间，6米以下是滚滚河水，河风与戈壁风如警语一般提醒着面临危险的开凿人。而他们坚持着。

一位白发老人坚持着。她坚守着传承、保护、弘扬敦煌艺术的莫高精神，坚韧地为实现常书鸿延续敦煌艺术的愿望而老骥伏枥。

他们在党河石窟上面的戈壁滩上建了一座仿汉代的方型土堡，这是用12层土砖与层层垫上干芦苇建成的。土堡是穿越时空的古扑回归，是正宗的民族风格。乍一看，似乎与艺术没有丝毫关系。其实，必将流传千古的石窟艺术暗藏怀中。我随李承仙进入土堡，她在前面，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扶着土墙，在狭窄而陡斜的通道里，走下82级台阶。土堡里面，全是没有抹石灰的泥墙，椽子、立柱都是没有刷漆的木头，悬挂的几个灯罩也是木头框架。土堡中间放了一个煤炭炉子，用来煮饭烧水。因为气候干燥，容易干渴，带的水很快就喝完了，只能到6米以下的党河舀来浑浊的水，沉淀后烧开再喝。饿了泡方便面，吃干馒头片就香肠、咸菜。为了不浪费时间，李承仙在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她已经在第一个洞窟绘画。她说，第一个洞窟名叫“海外遗宝窟”。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外探险家从敦煌莫高窟盗走的绢画和彩塑等共有4万余件，分布在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她要让一些被盗走的复制品在党河石窟再现。石窟里，原始，阴暗，如同回到了古代，白发的她要靠马灯或手电照明。

1998年，她已74岁。敦煌莫高窟有她的家。她却在敦煌城里租了房子，她说这样离新石窟近一些。她约我去了她的住房。那是陈旧的连排二层楼房里的一个不被太阳光顾的不大的套间。客厅里有一个绘画的大桌子，地上放了一排盛着各色泥土的脸盆。她十分兴奋地对我说：“我终于找到了，新石窟的绘画可以与莫高窟的壁画一样用本地天然的彩泥做颜料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穿着钢背心支撑着自己衰老且疼痛的身躯，顽强地做着这件事。她用夫妻俩存下的工资和稿费、儿子嘉煌靠画画卖画延续着工程的进度。到2002年秋，已开凿了上下两层甬道300米，5个大洞窟，6个小洞窟。她已在两个洞窟里画了两副画。艰难的6年，只是党河石窟起步时期，李承仙母子已投资300多万元人民币。而她的生活质量已经降到无法再降的地步。为了省下钱来凿窟，吃住行她都克扣自己，从北京到敦煌来回乘飞机也改为坐火车。为了省下买菜的钱，她在住房附近开辟了一块土地，自己种菜。在石窟里绘画一天归来，还得打理菜地。她完全不把自己当老人。

后来才知道，不只是如此艰难，她还一直忍受着胃痛。为了党河石窟，她对自己的病痛不管不顾！

她的胃疼在1989年3月已经很严重，因为应约与常书鸿一起在画《敦煌舞乐和飞天》大型四联画。直到痛得在床上打滚，才在常书鸿的催促下去医院治疗。大夫问她：“你要画还是要人？”她说：“要画。生命没有了，我的画还能留着大家看。”李承仙一边治疗一边绘画，后来大夫惊异地对她说：“你创造了奇迹！是靠百分之三十治病，百分之七十的毅力。”

2002年12月21日下午，我在北京家中。她给我打电话说已回北京，胃痛检查是胰腺癌晚期，希望尽快与我见面。我立即赶往医院。走进病房，见她左手输着液，右手在画画。她对我说：“协和医院特需病房环境很好，但是一打听收费标准，我决定转到普通病房。石窟那里需要经费。”癌症晚期了，她还在省钱，党河石窟比她的生命还重要。她说：“我和书鸿是为了敦煌艺术相伴着走过人生的。他回顾九十春秋而无怨，我回望八十沧桑而不悔。”

2003年8日28日，她追随常书鸿而去，未能看到《八十沧桑》出版。而她与敦煌艺术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