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二郎

退休后，多年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报名参加了一个大型旅游团，到山西去了一趟。

北恒山，东太行、西吕梁，南边则有中条山和王屋山横卧，“三晋深度游”，难免要爬山登坡。全团七十多位游客，数我年龄最大。每走长途，导游小通总会关心地询问：“身体吃得消吗？”感谢之余，不由感慨：身体尚可勉强随队跟上；行为上，不免已有“落寞”和“疏离”之感。

每到一处景点，不光是同车的人，几乎是所有的游客，都会齐刷刷地掏出手机，拍完风景拍自己。尤其是女士们，还会摆出各种pose，顾盼有姿，拍照留念。我对这些都没多大兴趣。再好的风景，网上皆可搜到，自己拍和别人拍，有何不同？上岁数了，发白背佝，拍出的照片， 十张有九张自己看了都摇头，不拍也罢！这样的心态，或许真是老了！亏得我对人文历史素有兴趣，别人拍照，我观山川走势，读古人楹联，看碑刻说明，自许“三晋走读”，倒也别有意味！

雁门关城墙。

那天近午，我们从大同驱车抵达雁门关。下车上坡，甫抵关桥，就被两侧24座巨型杨家将雕塑所震撼。西侧马队，压阵的是杨业杨老令公，身前依次为儿辈“七郎八虎”和两个孙子。我特意留心了一下，四郎杨延辉可在？居然策马扬鞭，赫然在列。核查宋史，却原来杨业亲生七子（老八是其养子），那场鏖战（其实并非在金沙滩）与父亲一起殉国的，只有次子杨延玉一位。其余几个儿子都是后来因战功，而被朝廷授以军职的。所谓四郎贪生降敌，后又辗转“探母”，皆是后世戏曲的演绎。不到雁门关实地踏勘，难以体察杨家一门忠烈为国戍边之不易。

此前在大同游古城，就已被明代开国大将军徐达所督造、高14米、底宽18米、顶宽12米的巍峨城墙所震慑。心想，冷兵器时代，这样高大坚实的壁垒，即使装备有现代的消防云梯，恐也难以攻陷。

而今上了雁门关城墙， 见数门铁铸“红夷炮”一侧，陈列有一种“八牛弩”，这一疑问才得以解开。这种巨弩，传说需要八头牛的力量才能拉开；其发射的，是像现如今标枪一样的木杆铁翎箭，有效射程可达1500米，远可阻击敌骑，近可将密集巨箭钉入城墙，供士兵攀爬登城。古人的智慧，往往超乎我们之想象。

雁门关城楼。

都说雁门为九塞之首，是山西腹地翻越恒山通往塞北草原的主要通道。不少人就以为关外已是大漠荒原。谁知登关北望，眼前依然是重岭叠嶂，除了山势略为平缓，和关内似乎没有多大差别！请教关署内一位扫地工友，老汉世居此地本是山民，眯笑着眼手指北方说：“你们上午不就从那边开车过来的嘛！”却原来雁门扼守的是内长城，北边山外盆地，恰是我们昨晚下榻的大同古城；再往北还有外长城（传说的“杀虎口”，也即山西人去内蒙所说的走“西口”，恰在那里），只是河谷山势不如雁门险峻，难以据守罢了。大同古称云州，所谓“燕云十六州”，后晋时就已被石敬瑭割让给了辽国。直至明初徐达北伐收复，大同才又成为“九边重镇”！

呵呵，我辈纸上谈兵，乘车来游，汽车几个转弯，居然就“摸不着北”了！

大同古城。

难怪明成化二十二年，15岁的王阳明随父亲住在北京，要瞒着家人“单骑出居庸关”，对拱卫京畿的周边关隘进行耗时逾月的实地勘察。那次经历让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被视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早期实践。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说的也是这层意思。

纸上的东西，书法楹联、碑文公告，乃至官方典律，是否句句属实，到底执行得如何？到了平遥，参观古县衙门，察看晋商豪宅，令我感触更多。

明清两代，吏治严饬。如康熙朝《吏部处分则例》明文规定。县令不得在离家五百里内任职；三年任期内不得携带家眷；一日三餐，都得在官衙内设的伙房用膳，且用餐标准，几荤几素，都有严格的规定。早餐如是猪头肉配凉拌豆腐，晚饭或许就是熏鸡块配炒豆芽，这种“一荤一素，外加主食几个馒头”的小碟菜式，山西话俗称为“二五眼”，本意是“不怎么样，还过得去”而已。中饭略为丰盛，也不过是四碟荤菜。清代知县年薪仅四十五两银子，因禁带家属，整个餐厅通常只有知县一人或与师爷同食。作为一县主官，这样的生活水准，算得上是相当简朴了。

平遥县衙旧址内保存的两块石碑。（左）一块是民国初年，阎锡山任山西督军兼省长时所公示：贪官、污吏、劣绅、土棍为人群之大害，依法律非除了他不可！（右）一块是民国十一年八月，平遥县知事吴洁己刊石敬立：吃烟、缠足、赌博，民生三害，非改了不可！

南宋吕本中所著《官箴》曾概括：“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康熙十分赞赏这种说法，经常御笔亲书“清慎勤”三字，赐给臣子；太原督军府旧址内，就保存有其赐给山西巡抚倭伦的这样一块匾额。上有所倡，下必附之，表面文章，总是容易做的。游览平遥县衙，到处可见这类楹联，似乎随时都在警示居者，莫忘“官箴”。 如伙房所在“大仙楼”门柱上的对联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除却神仙少不得；孝悌忠信礼义廉，无有铜钱可做来。”意思是：除了神仙，凡人包括官员，都会碰到“柴米”这消费度日“开门七件事”。而为人为官，“忠孝”等道德信誉，却是无法用金钱购得的。花厅是知县休憩、品茗之处，亭柱上亦刻有一联：“鱼因贪饵遭钩系；鸟为衔虫被网羁。”以鱼饵、虫网作喻，警示官员，即使在闲暇、会客时，也要时刻警惕“贪念”诱惑害人。

铭石在侧，镌联高悬。至于践行与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严守官箴，勤政慎独清廉的官员当然是有的。如清道光三十年调任平遥知县的刘叙，到任不久就主持平遥城墙自明以来的首次大修，重置六门、加高南墙、扩浚护城河。刘叙夙夜在公，积劳成疾，在工程开工后的次年七月，终因疽发颈侧病逝。刘为官时两袖清风，离世后家贫如洗，连灵柩归葬故里的费用，也是靠同僚和百姓捐助的；被后世称为“清代平遥第一好官”。

但清官偶尔会有，贪官却也屡抓不止。平遥历史上最典型的，莫过于县令王绶贪腐案。康熙四十五年，平遥百姓郭明奇因不堪盘剥，进京向巡城御史袁桥控告王绶“贪婪”。指控内容包括加征高额火耗银（每两加耗高达四五钱，远超正常标准）以及借名目摊派戏子银（用于娱乐和接待）。尽管王绶被弹劾，但因有山西巡抚噶礼的包庇，最终此案不了了之。没多久，原告郭氏反以“诬告”被治罪、御史袁桥被撤职罢官。有现代学者估算，王绶当年贪污数额可能达白银数万两之巨。

至于乾隆年间黄河西岸陕甘发生的惊天大案，更是州县官员的一次塌方式腐败。一批县令在布政使王亶望指使下，集体造假，以“捐监”为名折收白银，瓜分巨额赈灾款。此案仅皋兰一县，即侵吞白银数万两。案发后，乾隆震怒，处死了王亶望等数十名州县官。

平遥晋商“协同庆”票号旧址墙上的一块说明。

值得记录的是，那天下午，我们在平遥古城晋商“协同庆”票号旧址参观，竟然在墙上读到一块“协同庆结交张之洞”的牌匾：“清光绪初年，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在丁忧后，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为实现自己的强国理想，张之洞希望谋到两广总督的职位，以便更好地实施其抵御法军整军强国的目的，但在当时官场的积习环境下，谋求这一职位需要数万两白银，协同庆票号当即借与张之洞白银三万两。光绪九年（1883年）张之洞顺利升任两广总督，协同庆也随之在广州设立了分号。”

想不到颇有清誉和政声的张之洞，为升职，也得求助票号资银万两予以打点。晚清吏治和政商关系的龌龊腐败，已经到了何等程度，那是可想而知的了！

为何三令五申，贪腐却屡禁不止？旅途尾声，我们下榻太原，冒雨前往“督军府旧址”（明清为山西巡抚衙门）游览。院内，原巡抚大堂前，康熙御赐巡抚苏克济的一副对联：“正己风群吏，精心理庶民”，泄露了此一痼疾的病根所在。只要各级官员的身份不是“公仆”，而是“理”或“牧”庶民的“父母官”，那么“公权私用”，权力就一定会出来“寻租”求利，就不可能被真正“关入笼中”。

三晋游走，表里山河，厚重历史，值得我们细思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