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郡，别名沙州，也曾有人称之为瓜州。虽然“瓜州”这个名字更为广为人知，但若追溯历史，瓜州其实并不代表敦煌，它只是与敦煌相邻的地区。准确来说，“沙州”才是可以指代敦煌的名称。敦煌，“敦”字意味着“广大”，“煌”则是“盛大”的意思。因其在西域的广泛影响和辐射，所以得名“盛名”，并因此成就了它的辉煌。 敦煌，作为西域的东部门户，一直是中原进军西域的跳板。这片土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早在汉武帝时期便已得到高度重视。汉武帝为进一步开拓西域，设立了敦煌郡，并在此实施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开拓措施。从那时起，敦煌便成为了文化的重镇，深深印刻在了华夏文明的基因中，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延续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敦煌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过辉煌与衰败、荣耀与耻辱……即便如此，今天的敦煌依然繁荣昌盛，作为旅游圣地，永葆生机。人们纷纷涌向这片神奇的土地，并不是出于猎奇，而是被敦煌那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所吸引。黄沙掩埋的地下，埋藏着数不尽的辉煌，敦煌莫高窟的发现，恰如一颗璀璨的文化宝石。上百年前，王道士的偶然发现，揭开了这座藏匿千年的文化宝库。彩塑栩栩如生，壁画笔法精湛，浩繁的经文和古朴的建筑，在细节中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辉煌，诉说着信仰与艺术的结合，历代文化的积淀，让敦煌成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巅峰之地。 大师季羡林曾说过：“世界上有四大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文化自成体系且影响深远的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而这四大文明交汇之地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那么，敦煌文化为何能历经千年依旧生生不息？答案在于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 首先，玉门关和阳关是丝绸之路南北线的分界点。在西方进入中国的丝绸之路上，有北线、中线和南线，而这三条线路的交汇点正是敦煌。这里，是东西方交流的核心枢纽，百川汇流之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千里之路，经过陇西、河西走廊，最后进入敦煌，便开阔了西域的大门。

敦煌，作为这一重要交通要道的核心，成了人流、商流、文化流、宗教流交汇的中心。汉武帝设立敦煌郡、设玉门关、阳关，意图将敦煌打造成大汉王朝进军西域的桥头堡。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设立敦煌郡和敦煌城呢？因为敦煌位于一片天然绿洲带，处于河西走廊绿洲带中的疏勒河绿洲。而水源是生存的根本，敦煌因此成为一座可养人的城市。

为何敦煌以西设置玉门关和阳关两座关口？这与河流的走向密切相关。党河汇入疏勒河后，继续流向罗布泊。玉门关位于疏勒河的西端，它的水源曾经断流不定，形成了玉门关的重要性。而阳关，则建于党河的C字湾处，河水丰盈，草木繁盛，地理优势无可比拟。 玉门关与阳关，南北两座关口构成了一个自然的屏障，关内外的地理特征鲜明，关外是广袤无垠的沙漠与戈壁，进入真正的西域。为何关口叫玉门关和阳关？在中国文化中，南方为阳，北方为阴，阳关便是南线的关口，而玉门关则是北线的关口，符合中国文化的命名哲学。

诗人王之涣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将古人离别的伤感凝聚成诗。如今，经过千年的岁月，阳关和玉门关的雄姿已不复存在，只留下历史的印记。曾经的驼铃声，马蹄声，商队往来，繁荣一时的景象已消逝，今天的遗址，也许只是黄土覆面。 从西域的雄关到历史的遗址，玉门关与阳关的故事，讲述了曾经的辉煌，也映射出时光的无情。

而罗布泊，曾是古代水域之一，尽管曾被汉唐视为重要地理标志，但由于地势开阔，不适合屯田，成为了仅能羁縻的区域。古代中国的建城思路，往往依山傍水，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从这一点来看，敦煌及其两关的建设理念依然值得称道。 历史的车轮推动，汉唐时期的敦煌已经归化为中原的一部分，华夏文化在这里深深扎根。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成为了儒学的重镇，郭瑀、宋纤等大儒的诞生，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历史的进程。

敦煌在佛教艺术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期，而敦煌莫高窟便是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从公元366年开始，经过几百年的开凿，莫高窟内现存着世界上最丰富、最完整的佛教艺术珍品。 佛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宗教面貌，还通过语言和文化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影响至今。许多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诸如“不可思议”“大千世界”等，都是佛教文化的遗产。佛教的传播，不仅是宗教的传播，也是文化的再次升华。大唐开元盛世的辉煌，正是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敦煌的莫高窟见证了这一切，然而在三危山对面的历史中，三危山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中国古籍中。尽管是否真正属于敦煌，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三危山与敦煌的文化联结，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历史篇章。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提到舜帝曾将三苗迁至三危山。这是一次中原文化的西传，也是华夏文明在西域的扩展。三危山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流动，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变革和民族交融。

从三危山的传说到隋唐盛世的变迁，再到元朝和明朝的河西走廊控制，敦煌一直处于多方势力的争夺之中。尤其在大明时期，关西七卫的设置，标志着敦煌与西域的复杂政治局面。尽管明朝在西域并未大展拳脚，但这一时期对敦煌的统治，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而，最为痛苦的屈辱，莫过于近现代时期敦煌文物的流失。清朝末年，王圆箓道士在莫高窟内发现了藏经洞，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文化灾难。外国探险家以考古为名，将大量敦煌文物运往海外，至今大部分都保存在西方博物馆中。这一段历史，至今令人痛心。

这场屈辱使得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发展。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敦煌重生。如今，敦煌不再是历史上冲突的前沿，而是祖国的腹地，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历史的屈辱远去，敦煌的未来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