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雪春

时至今日，敦煌学已走过百廿年发展历程。正如郝春文在《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一文中所指，传统的文献学和历史学范式之外，敦煌学发展出现了写本学、社会学、叙事学和传播学等研究新范式，开辟了文书学、书籍史、知识史等研究新领域，有些已然成为敦煌学研究新的分支。

田卫卫所著《长安内外：唐代京城书写文化的东西流行》一书，正是运用“文化传播”新视角解读中古时期写本文献的创新之作。该著基于文化史和社会史视角，选取敦煌写本和日本古写本中代表长安书写文化的典型文本为讨论对象，以小见大地揭示唐代京城书写实践的跨地域流动和跨文化传承，呈现了书写活动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的动态运作图景。

该书上编“从长安到敦煌——韦庄《秦妇吟》的传播与书写”，以敦煌写本中所存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为例，探讨以长安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传情况。《秦妇吟》的研究史几乎跟敦煌学发展历程保持同步，是被关注时间最长、中外学者参与最广、产出成果最多的敦煌文献之一。在《长安内外：唐代京城书写文化的东西流行》一书中，作者不囿于原有文献学、文学、艺术学等视角，而是以写本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穷尽藏经洞所出的每一号《秦妇吟》文献，逐一罗陈写本细节，通过文本和细节，揭示《秦妇吟》写本生成和流传的过程，重点对《秦妇吟》在敦煌地区传播的方式、路径、对象、范围及其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除宏观论述外，作者在S.5477与P.3910号写本关系的考辨、韦庄自禁《秦妇吟》的原因等诸多细节的探讨中，也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新见解，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秦妇吟》的认知。

下编“长安及其文化两翼敦煌、奈良的书写个案”，将视野延伸至西域敦煌寺学与东瀛奈良王宫。通过对敦煌学仕郎习书《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拓片，以及日本皇室临摹的《杂集》、王羲之《乐毅论》等对象的研究，呈现唐代京城书写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情况。正如作者在书中总结的那样：“从反复书写单个文字的文字习得，到书写经典的知识习得，再到宴饮方式等社会生活方式的习得，唐朝典籍文化传入日本以后，流行于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知行之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而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多有益的影响和作用。”

通读下来，该著笔酣墨饱，慎思明辨，具备三个显著特点：

其一，研究视野开阔。该著对文明交流互鉴有着清晰的认知，虽言敦煌文献，却将视野拓展至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虽论日本写本，却将眼光回溯至大唐。作者将敦煌文献、日本古写本置于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绘制出长安之文化的传播图谱。其开阔的视野，还体现在作者对资料运用的开放性上——在敦煌写本之外，将石刻墓志、正仓院文书、木简文牍均纳入讨论范围，做到了“跳出敦煌文献看敦煌，绕过日本古写本看奈良”，为“比较写本学”研究提供了例证。

其二，研究方法得当。中古时期的写本文献，不是静态的物化的存在，而是动态观念的载体。作者兼顾写本的物质性、文本性、社会性，通过精详的文献学梳理与令人信服的历史学解读，将每一个文本所呈现的信息和文化内涵都细致入微地展现出来。更为巧妙的是，作者从写本的重文符号、朱墨句读、补删痕迹、书风字迹等书写习惯破解书写者身份，从装帧形态、纸幅纸色、行款字数、题记杂写、物帐演变、抄写用纸等信息定位传播途径，集齐信源、传播者、接受者、传播媒介等要素，梳理出长安的书写文化何以经由海陆丝绸之路传播至西域、东渡至海外的动态过程。多维度甚至跨学科地进行写本学研究，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其三，案例生动，论述精当。如果说《秦妇吟》的抄写、《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的习拓等研究，聚焦的是我国西陲边关的学仕郎群体，那么《乐毅论》《文选》《古文尚书》《盛唐诗》的东传研究，则将视野拓展至了海外——东瀛奈良王宫。作者将“文化传播”作为主线，采“手写”为经，撷“笔抄”为纬，将看似零散的个案串珠为链，环环相扣，编织出长安文化在海陆丝绸之路上丰富立体、流动不息的交流网络。虽然长安城随着国祚兴衰而起伏跌宕，但长安文化却以写本为载体，在多个群体的传播下，于异域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吐蕊开花。

要之，作者以长安为圆心，将唐风向不同方向“吹拂”的路径以严谨又生动的学术语言描摹了出来，其开阔的视野、新颖的视角，为用新范式、新方法开辟敦煌学研究新领域提供了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