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与罗泽闿，这两位在国民党上海战役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将领，一个是战役总指挥，一个是37军的军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两人原本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与过节。汤恩伯是自成一派的将领，而罗泽闿则隶属于胡宗南系。尽管两人都属于蒋介石的亲信，但最终却因上海战役结下了深刻的恩怨，甚至直到死都未能释怀。这场矛盾究竟从何而起？谁才是这场怨恨的最大责任者？两人之间的结怨，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众所周知，国民党军队的派系极为复杂，各个派系间各自为政，往往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而互相倾轧，难以明确划分谁对谁错。在我们探讨汤恩伯与罗泽闿之间的恩怨时，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作为上海战役的总指挥，汤恩伯的地位自然高于作为37军军长的罗泽闿。然而，罗泽闿凭借他与蒋介石父子之间的深厚关系，再加上他曾任蒋介石的参军，使得他在内部极为自信。尽管在军队中，他是军长，但在很多场合下，罗泽闿并未对总指挥汤恩伯表现出应有的敬意和服从。

罗泽闿的傲慢，显然令汤恩伯感到不小的困扰。由于了解罗泽闿背后强大的背景和特殊地位，汤恩伯表面上虽然默许了罗泽闿的态度，但内心却极为不满。每当作战会议召开时，汤恩伯总是表现得格外小心谨慎，生怕自己的话或行动引发罗泽闿的不满，进而给他留下向蒋介石父子告状的机会。即便如此，汤恩伯的顾虑依然未能避免罗泽闿的公然顶撞和违抗。

表面上看，汤恩伯似乎对于罗泽闿的傲慢心生容忍，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回顾整个事件，罗泽闿的托大与嚣张，毫无疑问为两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面对即将到来的大战，军令如山，罗泽闿如此对待上司总指挥，实在有悖军规，并且不利于军令的顺畅执行和部队的统一。由此可见，责任更多的应归咎于罗泽闿一方。

对于37军的命运，汤恩伯是否有责任？上海战役中，国民党派出八个军参战，其中最强的无疑是刘玉章的52军和阙汉骞的54军。而从规模和政治上的反动性来看，罗泽闿的37军同样极为突出。37军辖四个师，这在当时是少数具备完整编制的军队，尤其是作为所谓的“青年军”，其政治立场相当激进，深受蒋家父子的青睐。蒋介石曾多次叮嘱罗泽闿，即便上海战役形势危急，也要尽全力保住37军，甚至在支撑不住时也要设法带着部队撤出。而蒋经国对这支部队更是寄予厚望，要求罗泽闿确保37军的存续。

然而，上海战役的结局并不如蒋介石所愿，最终37军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这里面不仅有罗泽闿坚持死守的因素，也有汤恩伯在关键时刻“放鸽子”的问题。事实上，若汤恩伯有心支援37军，完全有机会让其脱困。比如，在52军与我军激烈对峙时，汤恩伯主动让21军接管了52军的防线，成功为52军赢得了撤退的机会。然而，对于37军，汤恩伯却选择了保持距离，并没有主动提供帮助，反而让37军面临更大的风险。

37军的灭亡，汤恩伯的决策难辞其咎。即便从军事角度来看，汤恩伯当时并没有完全无路可走，而是选择了在个人恩怨的驱使下，让37军陷入困境。可以说，汤恩伯并未尽最大努力去帮助罗泽闿，反而是在战略上“报复”了罗泽闿的傲慢，因此，汤恩伯需要为37军的牺牲负更多责任。

有趣的是，国民党在多个重要战役失败后，向来不召开作战检讨会，然而上海战役的失败却令蒋介石决定召开一次特殊的检讨会。陈诚作为主持人，专门就上海战役的失利展开反思。在这次会议中，汤恩伯如同以往那样，巧妙地为自己辩解，尽力为上海战役的失败找理由，而他手下的两位重要人物，陈大庆与石觉，也竭力为他开脱。而与此同时，罗泽闿则毫不留情地发难，他公开指责汤恩伯必须为37军的全军覆没负责，言辞激烈，甚至失去了作为国军高级将领的基本风度。两人当场爆发口角，互相指责，仿佛检讨会已经不再是为了总结经验，而成了彼此积怨的爆发点。

从两人激烈对骂的情形来看，这场检讨会议更像是一场私人恩怨的宣泄。对于这场纠纷，难以说谁更占理，实际上两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未能为此定下明确的结论，最终这场检讨会也不了了之。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次公开对骂，汤恩伯与罗泽闿的命运也彻底走向了终结。蒋介石对两人失去了信任，尤其是汤恩伯和罗泽闿在上海战役中的表现，不仅让他们失去了部队，还未能在危急时刻展现出应有的忠诚和决断力，蒋介石显然不会再重用这两位将领。

此后，汤恩伯的命运也渐趋黯淡，最终因病去世；而罗泽闿也不得不脱下了象征他一生军人身份的军装，结束了他一生的军事生涯。两人由此彻底与蒋介石的信任失之交臂，也彻底告别了属于他们的军事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