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之秋，似乎是人到中年最真实的写照，这是人生中极具不确定性的一段历程，每个普通的个体都站在命运的转折点上。如果说在事业与子女问题上，中年人还能有所掌控的话，那么，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衰老则是不可逆也无法阻挡的洪流。

这不由得让所有人想起近年来的一张新闻图片：一位中年男人，背对着镜头，面前是两张病床，左边躺着母亲，右边躺着父亲，他的双手用力地撑着床边。

对于任何一个中年人来说，这幅画面的冲击力不言而喻——父母已老，而自己也不再年轻。曾经在年轻时享受过的生活的欢愉似乎一瞬间都成倍地变成了重压，如数归还给自己。

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8.6岁。当预期寿命延长，不出意外地，老龄化社会进入了急剧发展的轨道。

堂前尽孝、帮衬子女、实现自我、孜孜以求……当现实问题一层层叠加，这一代中年人又生于少子化时代，由此，一个越来越近的困境是：如何在自己行迈靡靡时，为白发苍苍的父母养老？这一代人陷入了双重的养老困局，他们可能是第一批人，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批。如何养老？只有他们破局，才能为未来的人们提供更多更具实操性的养老指南。

01.养老之压，力不从心

进入中年后，王艳时常觉得人生就像按下了加速键，不仅父母年老体衰，进入将养之年，自己也变得精力萎靡，时常觉得力不从心。

几年前，她的父亲患上肝癌，在病痛的折磨中草草结束了一生。不久，母亲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逐渐变得不认识人、不会说话，甚至出现了无法穿衣的情况。

母亲患病初期，王艳曾高薪聘请了一位全职护工，委托对方全权照顾母亲的衣食住行。这似乎是现代家庭面临突如其来的养老变故时的第一选择，但对于具有传统养老观念的父母辈而言，他们通常会有诸多不愿，甚至在与护工的日常接触中会表现出或明或暗的抵抗，而作为子女，常常也会因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些许愧疚。

在护工的帮助下，王艳的家庭生活勉强艰难维持，她仍能继续工作、照顾丈夫和儿子。但只过了短短两年，母亲的病情便飞速发展，身为家中独女的王艳多番纠结后只得提前退休，并主动提出与丈夫、儿子分居，搬去与母亲同住。

王艳这一无奈之举，看似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困境，实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少子化与老龄化社会的养老之困。有数据显示，80后、90后是我国独生子女最庞大的人群，他们在父母进入将养之年时，纷纷成为而立与不惑的主力军，所面临的养老压力前所未有。另一数据则显示，过去20余年中，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例逐年上升，2022年，每5个年轻人需要至少赡养1个老年人，预计到2050年，平均每2个年轻人赡养1个老年人。

养老压力最终还是整个回到了王艳身上，即便自己的体力、精力不如以往，即便放弃工作有诸多无奈，即便与丈夫儿子分离有太多不舍和不放心，但在家庭养老的单一模式下，当下的她别无选择。搬家当天，丈夫只能叮嘱她：“照顾母亲之余，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看似日常的叮嘱背后，是中年人对衰老的切身体会。过去一年内，王艳的丈夫得了脑梗，虽然后续恢复尚可，生活也能自理，但丈夫的经历还是让王艳意识到，死亡和疾病不一定只在耄耋之年发生，人活着就是在走向衰老和死亡，而中年就是催化剂。

王艳越来越觉得乏力，有时买菜回家，她甚至没有精神和母亲聊天，只能任由母亲没有缘由地在家中大喊大叫。偶尔，在折返的路途中看到街巷里、广场上的中年人，她也会驻足片刻，触景生情，“我本来也处于很好的人生阶段，可现在我只能被困在家里”。

之前从未真正正视过养老问题的王艳，正是在常年照顾母亲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衰老的真相。母亲去世后，王艳不止一次想到母亲临终前拉拽胃管的动作，她一遍遍问自己：“如果母亲意识清醒，是否愿意这样低质量地活着？”“如果今天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是自己，自己是否愿意这样意识模糊地活着？”

答案是否定的。她希望自己和丈夫即使到了晚年，也能体面地活着，而不是成为儿子的压力。在一件件、一桩桩事的影响下，王艳的养老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她决定跟丈夫谈谈，过一种新的养老生活。

在家中，王艳不止一次同丈夫提到订立生前预嘱、提前预订养老机构等事宜，她希望自己能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步入老年，以免被衰老打得措手不及。

02.一件事情，两代人

在传统养老观念里，“你养我大，我养你老”一直都是中国孝道的模范样本，因此将父母送进养老院或者医养机构，也容易被不少人认为是“不孝”的表现，而不少父母出于对老的恐惧，也会首选居家养老，拒绝外部养老机构的介入。

在社会中，有不少子女在面临行动不便甚至神志不清的亲人时，仍决定亲身承担照顾之责。其面临的处境也惊人地相似：生活节奏被完全打乱，老人身上的缺点也被无限放大。最终结果是，子女和老人都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机会。

只是如何才能享受老？我国经济学家朱玲用实际行动，说明了“提前规划，主动享老”的重要性。在微纪录片《学会老》中，朱玲坦言自己作为经济学家，从未想过依靠他人养老，而是更愿意通过商业契约，获得养老所需，分散养老压力。

本着这样的养老理念，朱玲很早就开始存钱、理财，既为父母养老提供保障，也是为了将来个人养老有所依靠。在《经济学家茶座》上，朱玲详细回忆了自己为父母规划养老的细节：2016年，她与弟弟妹妹分头考察了北京的多家养老机构，并提出了选择机构的四条标准：一是有可靠的医疗条件；二是入住者有良好的人文素质；三是交通便捷，便于亲属探望；四是性价比较高，家庭财务可以负担。

寻寻觅觅期间，朱玲曾想过和父母一起住进养老院，但考虑到自己依然钟情于经济学研究，还能在团队间享受思想碰撞的快乐，便放弃了这一想法。直到2016年，朱玲和弟弟妹妹才终于选定了养老机构，他们决定将父母送进养护中心。入住当天，父母当着弟弟的面大哭了一场，但在第二天上午，父亲就发消息告诉朱玲，养护中心的服务相当好，一切都显得很专业。

周到的服务不仅让父亲满意，也减缓了朱玲的照顾压力。在养老机构的帮助下，赡养父母与个人生活不再是冲突关系，中年人也有了更多时间享受生活。

父母去世后，朱玲也坚定地选择了市场。72岁退休之际，她卖掉在北京的房子，入住了泰康之家·燕园。在泰康拍摄的《学会老》一片中，她如此解释自己的选择：“我做的是经济学，经济学不信市场，信什么？”

朱玲的选择让无数中年人看到了新型养老的可能。在长寿时代，养老绝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问题，它涉及两代人的生活质量，而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足以负担中年人的养老重压。他们更需要借助商业力量，提前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这是中年人由被动变老到主动享老转变的关键，也是泰康所倡导的“保险支付+医养服务”的养老模式。

朱玲无比坚信自己的养老选择。在燕园，她不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父母的养老者，她真正成了自己。不仅有了时间旅游，还有了更多时间做其他喜欢的事，丰富精神世界成了她人生的第一选择。

她说：“安排好了，想清楚了，就没有什么恐惧了。”

03.是老人，也是学习的新人

在市场上，与养老安排有关的产业层出不穷。社区养老中，上门洗澡、上门理发、上门送饭等是为了解决老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居家养老中，适老化改造和聘请住家保姆是为了保障老人在熟悉的环境里获得更舒适的生活体验；机构养老中，康复训练、开设文娱活动等是为了在满足老人物质需求的同时，丰富老人的精神需要。

回看这些养老方式，不难发现，未来我国的养老体系，不仅要解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还要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使老人在晚年仍能精神饱满、充满智力地活着。

作为精神饱满的代表，冯家盛在45岁至75岁期间曾先后3次患癌，历经7次大手术，摘除了子宫、卵巢、右乳和1/3的肺叶。但如今，她在泰康之家·燕园终身学习，坚持打八段锦、唱歌、做康复训练。曾经患病的经历并没有打败她，她以顽强的斗志直面衰老，战胜了病魔。在《学会老》中，她说痛苦是绕不开的，“生命只是一瞬间，过好它，热爱它，享受它”。

与冯家盛经历类似，今年80岁的导演郑洞天同样曾饱受病痛折磨，他因大面积心梗，植入了7个支架。但至今，郑洞天仍坚持每周三在燕园举办电影分享沙龙，为社区内的老人放两部故事片、一部纪录片，片子既有经典的，也有当下流行的。片子放映结束，他有时还会和台下的老人分享片子的创作背景、拍摄技巧等，跟给研究生上课差不多。

与电影打了一辈子交道，郑洞天很乐意在老年继续从事热爱的事业，和曾经活跃在各行各业的老人交流所学。他说：“一起养老的乐趣就在于，人到70多岁还会遇见世上的另一群人。与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交流，就是在重新获得学习的乐趣。”身处交流和学习的氛围中，郑洞天时常有被提醒的感觉：“你老了，（但是）你脑子不要老，仍然得知道新鲜事。”

目前，与郑洞天、朱玲等人在泰康之家开启新起点的长者，已经达到了14000名，他们平均年龄超过80岁，无一例外是市场化养老方式的受益者。生活在同一方空间里，他们互相促进，共同学习，是泰康之家活力养老、文化养老、医养结合、科技养老理念的生动写实。

在这个含老量极高的社区里，有太多精神饱满的案例。在80岁开始系统学习宋词的钮薇娜，如今对宋词历史和赏析方法烂熟于心，当发现自己仍有学习的精力后，她计划“把这些全部讲完之后，再出一本书”。已经85岁的钱理群至今还保持着写作的习惯，他在养老社区撰写了500多万字的书稿，完成了人生的第25部著作——《有承担的学术》。

这些老人对智力生活的追求，打破了传统社会中老人只能越缩越小的古板印象。他们让人们看到了老并不意味着全面衰退，也可以是人生新的起点。正如钱理群在《学会老》片子中提到的，“我现在的精神状态极好，处于人生的最高峰”，而这也是泰康提倡规划养老所追求的，只有合理规划，才能享受到健康、长寿、富足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