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森/文

当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总需求不足仍是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九大任务之首，有关消费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成为当务之急。《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对消费需求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总的内容观点和论据很准确，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提出了建设性建议，确实是应时之作，及时响应了时代的问卷。

解决消费繁荣问题的重要时间窗口

2024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2025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各项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下一个5~10年，对于中国经济怎么走，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振消费？

2024年11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联合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内部研讨会，与会的十几位专家，围绕滕泰和张海冰先生关于《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这些专家有的来自智库，有的来自企业，虽然有不同的角度，但共识度很高：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政策层面，抑或是从市场主体的处境来看，提振消费、大力促进消费繁荣都已经到了重要的时间窗口。从决策层到社会公众，都在关心消费问题——消费为什么疲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实现消费繁荣以加快中国经济复苏步伐？

消费、投资、出口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消费复苏乏力，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面临需求萎缩、盈利下滑的挑战，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年轻人就业严重不足，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投资乘数效应下降，外部需求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果消费上不去，后果将非常严重。当前经济能否稳得住，实现持续回升向好，关键看消费能否提振和复苏。

提振消费需要政策转型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都是加快实现工业化，扩大总供给能力。人们考虑比较多的是生产，形成了“先生产后生活，重投资轻消费”的观念。现在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服务业的发展成就也令人瞩目，总供给的规模全球领先，在“供与需”这一对矛盾中，谁是主要方面，我们应当有更新的认识。

《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的作者认为，工业化的高峰阶段过后，各国都必然会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困扰。这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我国应对总需求不足的历程，提出“产能过剩是相对的，总需求不足是绝对的”，为我们用辩证的、动态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一直认为，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其中消费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大问题。消费取决于生产，消费又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通俗地说，消费不仅事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还涉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这本书作者的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低30个百分点左右，差距非常明显。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与我们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有怎样的关系？《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提出“宏观消费抑制”概念，从居民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消费与产出在全球的占比等维度，对如何化解消费抑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并做了很深入的分析。

在总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扩大内需的主要路径在哪里？前期我也关注到一些专家关于经济振兴政策的观点，有些专家倾向于推进新型城镇化，有些专家倾向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滕泰院长近几年一直呼吁把提振消费放在首要位置，也提出了通过发放消费券、提高社保覆盖率、提高中低收入者社保水平、利用资本市场财富效应促消费等具体建议，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视角提出的有益的理论争鸣，可以为宏观决策提供更多的思路和参考。

面对内需不足的挑战，中央提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此国内外都非常关注中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而这本书则提出，在中国当前的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关键不取决于规模，而取决于资金使用的方向和结构——如果搞大量低效、无效投资，赤字率和预算规模再大也未必有好的作用；反之，如果将更多资金用来惠民生、促消费，宏观乘数可以成倍扩大，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此书作者结合经济史和当前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提出中国财政政策需要尽快实现转型，从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这是财政政策转型理论的有益探索。

“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也对新时期的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此书作者不仅主张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从总量上解放思想，在降息方面打开空间，在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中要更加注重增长、就业、防通缩、稳定资产价格等国内经济指标，更进一步提出了要探索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多年来，每一轮信贷扩张都是通过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企业项目投资来实现的，如今这些领域的投资逐渐饱和，再通过这些途径实现信贷扩张已经不现实了。同时，各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都出现收缩，贷存比不断降低。因此，新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新的传导机制，而这种新的传导机制很可能与资产价格和消费扩张的关系更密切，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理论探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改革是实现消费繁荣的根本动力

消费乏力不是短期问题，还表现为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才能真正保持消费稳定增长，加速将消费率提升到国际水平。因此，在制定“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要把与消费有关的重大改革措施排到更前面，让消费的作用发挥得更大一些。

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短期靠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关键是推进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滕泰院长在书中提出了减少低效、无效投资，压减对出口和生产不必要的补贴，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提升社保和改善民生，这些改革思路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提振消费，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重视投资，政府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投资，这也形成了以政府为主配置资源的体制和观念。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但是很多同志始终认为政府在投资方面当仁不让，认为政府始终要发挥很大的作用，而在实施促消费政策时，也惯性地选择了行政主导的方式，这种思路的利弊得失，值得研究和总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消费和市场联系更紧密，消费是消费者的行为，是市场行为，怎样抓住消费行为的市场化、分散化特征，出台更加有效的政策，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例如，《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的作者认为，如果实施消费补贴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买什么”的决定权交给居民和家庭，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多考虑这个问题。

此外，提振消费、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仅靠国家和财政、靠国企和央企，还要靠民营经济的活力、竞争力和创造力。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高兴地看到，这本书也深入分析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对促进消费繁荣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如何创造新需求的原理。这些探索与宏观消费抑制理论、财政政策转型理论、货币政策转型理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理论等，共同形成了一个促进消费繁荣的完整体系，为系统地推动中国消费繁荣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研讨框架。

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团队就一直在呼吁提振消费、出台消费补贴政策。我多次在相关的会议、内参和媒体上看到他们的观点和成果，他们提出的不少观点已经从最初的争议话题，成为现在的社会共识，也对决策起到了参考作用。当然，《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对过度投资的某些批评言论可能有些尖锐，其观点也可以进一步斟酌、商榷，但是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是建设性的，也具有积极的警示作用。考虑到扩大内需不仅是短期的逆周期调控政策，更是长期的重要国家战略，我期待看到更多相关的研究，也希望滕泰院长和他的团队保持这种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热情，拿出更多的成果，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做出更多的理论贡献。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本文为《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