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创下近1.2万亿美元的纪录。同一时期，投资全年负增长，2026年前5个月累计同比-4.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0.6%。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组合。

出口超常规增长的同时，内需在收缩。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过去一年里通过两次公开发声，系统拆解了这对矛盾的结构性根源，并给出了一套量化的改革路径。

出口强是消费弱的原因之一

“出口强是国内消费弱的原因之一，这种关联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刘世锦在2026年7月的文章中写道。

逻辑并不复杂。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净出口属于储蓄，相应减少国内消费。2025年近1.2万亿美元顺差，相当于一块庞大的外部储蓄，它意味着国内产出中相当一部分被配置到了国外，而非用于满足国内需求。

“顺差相当于一块用于外部的储蓄，当我们的顺差规模比较大，实际上会影响到国内的消费。”刘世锦去年发表的观点中同样点明了这一层关系。彼时顺差刚突破万亿美元，市场更多将其解读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证据，很少有人追问：顺差另一面的国内消费，正在经历什么。

顺差只是表象，深层问题是国民收入使用结构中的高储蓄、低消费。

中国储蓄率长期在 42%以上，最高曾超过 50%；而全球各国储蓄率的平均水平大约在 25%左右。以2022年为例，中国GDP约120万亿元，总储蓄55万亿元，储蓄率46%，对应的消费率仅约54%。

消费占GDP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了约20个百分点。刘世锦称之为“结构性偏差”。

这个偏差长期存在，但过去被两个高速增长的变量掩盖了——房地产和基建。2022年以后，房地产大幅下滑，基建减速，被掩盖的消费短板“水落石出”，成为终端需求中一个“卡脖子”的缺口。

所谓终端需求，按刘世锦的定义，是GDP中不再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包括全部消费加上与民生相关的房地产、基建等非生产性投资。GDP减去终端需求，剩下的就是生产性投资和净出口，这两项都是“工具性”的，服务于终端需求增长。

“投资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的时间，5月份又叠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负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再一次处在一个重要转折点。”

2.49%的人掌握81.9%的储蓄

55万亿储蓄从哪里来？

按2022年国家资金流量表，企业部门储蓄约27万亿，居民部门储蓄约27.6万亿，各占一半。企业储蓄占GDP比重达到22.5%，在国际上明显偏高。原因在于企业资本收益中分红太少——2022年中国居民财产收入中只有10.2%来自企业分红，而全球平均水平是55.7%。

“国有资本占全社会企业资本较大比重，而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或少分红。”刘世锦指出。企业储蓄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投资。当投资空间收窄，大量储蓄便沉淀下来，无法转化为消费。

居民储蓄的另一面更加尖锐。

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显示，金葵花客户（日均总资产50万元及以上）占其零售客户的 2.49%，却贡献了 81.90%的资产；相比2023年，金葵花客户新增资产占全部新增资产的 87.48%。

“这表明少数高净值客户拥有银行绝大部分的储蓄资产，而且呈现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态势。”刘世锦写道。

“有人以为每年新增十几万亿储蓄，引导居民把这些储蓄转为消费就可以了。这种只看总量不看结构，不了解、不关注高储蓄、低消费与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直接相关的观点，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很大的误导性。”

三年，把储蓄率降到40%以下

刘世锦的方案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把储蓄降下来，把分红提上去，把社保补起来。

第一，三年内把全社会储蓄率降到40%以下，企业储蓄率降到20%以下。

直接途径是提高企业分红率，特别是国有资本的分红。具体操作上，刘世锦建议从A股中划拨国有资本进入社保基金。目前A股市值约120万亿元，国有资本市值占比约40%，初步估算可划拨20万亿元。被划拨的资本不改变部门和机构隶属关系，只是在原有部门下新设养老基金管理运营。“从资本市场看，只是一部分国有资本转为养老金资产，增加了更多的长期耐心资本。”

第二，稳步推进税制改革，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

国际经验表明，成功转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基尼系数大都在0.3到0.4之间。当前中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比重偏低。刘世锦建议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征税。“有一种说法，‘征税的能力边界’决定了‘产权的保护边界’，因为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税源。”

第三，宏观调控重心由供给侧转到消费侧。

刘世锦提出，应将宏观刺激政策支出的50%以上用于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重点是住房和社保两个短板。他特别算了一笔账：通过国资划转社保、财政补贴等组合拳，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从目前的240元左右提升至每月1000元。初步测算，这项改革每年可拉动GDP增长0.3%至0.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5.5亿人，其中95%是农村居民，占到全国参保人数的一半左右。月均养老金仅240元，低于农村低保600多元的水平。

“这项保险实际上影响到中国一半人口的消费。”刘世锦在2025年7月的表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约为0.8——增加100元收入，会有80元用于消费，且存在消费乘数效应。

一个更隐蔽的传导链条是：农村父母养老金不足，子女需要提供更多“代际转移”，进而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同时，正在缴费的3.7亿人因未来预期不稳，被动增加预防性储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口养老金不足的缺口，制约着中国一半左右人口的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容忽视的全局性影响。”

从制造强国到消费强国

刘世锦将当前困局追溯至一套“倾斜式增长方式”——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重生产、轻消费。这套框架在短缺经济时代和投资高增长时期有效运转了几十年，如今已触达边界。

“这种增长方式的有效运行是有边界的，这就是投资投不动了，出现负增长。”他在2026年7月的文章中写道，“目前已经出现这种状态。”

但他也提醒，不要用老办法强行增加投资来“救场”。“如果不降低储蓄率，不增加或实际上减少终端需求，用老办法强行增加投资，将会加剧供强需弱矛盾，把中国经济引向另外一个方向。”

他以日本为鉴：日本是最先提出并实施量化宽松、零利率负利率的国家，至今已二十多年，并未实质性摆脱通缩。“中国应从中汲取教训，而非重蹈覆辙。”

刘世锦也谈到了一个更长期的愿景。

“我们很长时间出口是有竞争力的，就是增加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下一步，我们要扩大消费成为消费大国，这样我们就要大量进口，能不能用人民币来结算？这样的话大量的人民币就成为离岸人民币，将来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地位会上升，币值会升值——我们用同样多的人民币，可以买到全球范围之内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让中国人民来消费。”

“制造强国、消费强国，下一步还应该是金融强国，金融要为制造和消费服务。”他说。

从出口顺差的“工具性”增长，到终端消费的“目的性”增长——这套叙事转换，需要的不仅是政策工具的重组，更是一场增长理念的重新锚定。刘世锦的判断是，解决需求侧问题理论上比解决供给侧问题相对容易，但供强需弱与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因素深层绑定，从旧框架中走出来，“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形成新的社会共识”。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硅谷Tech_news，编辑 | 秦聪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