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262个被国家正式界定的“资源型城市”。

它们曾是共和国工业的脊梁，用源源不断的煤炭、石油、金属矿石支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然而，当资源枯竭的警钟敲响，或者大宗商品周期进入凛冬，这些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阵痛。为了转型，它们建起了崭新的高新区，给出了极其丰厚的税收补贴，甚至不惜重金引进所谓的高端制造、半导体、新能源项目。

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厂房很新，口号很响，但最后留下的往往是低端组装、来料加工；但一旦补贴停止，企业便拔营撤退。

为什么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如此艰难？

仅仅是因为“缺政策”、“缺资金”或者“招商干部不够努力”吗？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到10到25年的经济结构演化周期，剥开表象，会发现：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难”，本质上是一场由资源禀赋引发的“系统性要素错配”与“能力锁定”。

01

隐秘的“荷兰病”

要理解资源型城市的困境，首先要去除一个常识性的误区：资源丰富，不等于底子好。

相反，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也就是“荷兰病”。

因为，资源部门让城市更像一个“高薪工地+大项目总部”，而不是一个“适合多种小企业慢慢长大”的栖息地。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推演一下：

在一个煤炭或石油城市，资源行业(采矿业)往往是当地的绝对高薪部门。

以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为例，采矿业年平均工资高达14.07万元，远超制造业的10.79万元。

这个“高薪锚”会直接抬高本地技能工人、工程师甚至普通服务业人员的期望薪资。而对于那些利润微薄、需要长期积累的非资源型实体企业（如轻工、电子、现代服务业）来说，它们在本地面临着一个死局：

要么付不起被拉高的工资，要么只能招到被资源部门淘汰的次等劳动力。

显然，在这个背景下，资源项目（尤其是国企主导的重化工、大矿山）具备天然的优势：清晰的现金流、强大的政府背书、极强的抵押品。

当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手里有信贷额度、土地指标、能耗指标时，他们会出于“避险”和“短期政绩”的本能，把资源倾注给这些“确定性极强的大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本地那些真正具有多元化潜力的民营制造业和服务业，被无情地挤出了融资市场，丧失了试错与扩张的空间。

此外，资源繁荣会带来地方财政和消费需求的短期扩张，直接推高建筑工程、运输、餐饮住宿以及房地产的价格。对于那些需要“长期稳定成本”来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来说，这相当于在起跑线上就被加上了沉重的沙袋，只能另寻他处。

当成本变贵、融资集中、人才流失这三件事同时发生时，城市的多元化生态就已经被悄然扼杀了。

02

为什么“高新技术”最终沦为低端代工

在意识到了资源依赖的风险后，许多资源型城市开始在规划文件里大谈特谈“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他们习惯于在全国产业目录里挑几个最时髦的词汇——比如大数据、芯片封装、新能源汽车，然后画出一个园区，期待奇迹发生。

但现实是骨感的。

成功转型从来不是“换个产业目录”那么简单。

首先是，缺乏“微观基础”的硬造集群：

产业集聚不是把几家企业塞进同一个物理围墙里就会自动发生的。

正如Duranton & Puga的经典研究指出，集聚的微观基础在于三个词：

匹配matching（深厚的劳动力蓄水池）、共享sharing（基础设施与供应商）、学习learning（隐性知识的溢出与创新）。

资源型城市的技能结构高度单一，外来高素质人才净流入严重不足，供应链过度围绕“挖矿-初加工”展开。

当一个外地的高新企业被招商引资过来时，它会发现本地根本找不到懂行的供应商，找不到合适的研发主管，甚至找不到能调试精密机床的高级技工。

缺乏“共享—匹配—学习”的生态，

外来企业自然只能把这里当成一个随时可替代的“加工节点”。

来源：中国五矿

其二，是在全球价值链（GVC）下，资源城市容易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

许多地方主政者看着崭新的厂房和引进的昂贵设备，误以为这就是产业升级。因为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大公司把生产线转移到发展中地区时，确实会随同转移一部分必要的知识（包括技术规范、操作流程和管理经验），以确保生产环节顺利衔接。

但请注意，这种知识转移是不对称且受控的。

在高度模块化的分工体系中，后发地区最容易切入的，始终是那些可替代性强、以成本竞争为主的组装或加工环节，而真正高利润的“价值捕获”环节——如系统架构设计、行业标准制定、核心软件与专利、品牌与客户网络——依然牢牢掌握在主导企业手中。

因此，资源型城市如果缺乏本地研发网络，以及与全球大市场的持续深度互动，即使引进了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只是在地理位置上转移了低端产能，并没有真正实现本地能力的沉淀与升级。

那怎么能真正沉淀下来呢？

区域经济演化有一个铁律：

新产业大概率是沿着“相关多样化”的路径生长出来的。

也就是说，城市的产业转型应该从本地既有的产业能力出发，向技术和市场相近的赛道扩展，而不是凭空跳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赛道。

一个擅长重型矿山机械制造的城市，去发展精密风电装备或者工业自动化机器人，成功率远高于去搞半导体芯片。遗憾的是，许多城市为了追求政绩上的“高大上”，违背了这一规律，导致“项目落地——补贴消耗殆尽——产线外迁”的恶性循环。

03

财政的枷锁

在微观层面，资源型城市面临的是要素价格扭曲和产业能力断层；

而在宏观制度层面，它们面临的则是更难解的死结：

财政结构的绑架。

首先，资源带来的财政收入具有高度的波动性和易顺周期特征。

当大宗商品价格处于牛市（涨价期）时，地方政府财源滚滚。这时候，钱往往被用来做什么？大规模搞基建、上马大项目、扩张公共支出。

而当周期逆转、价格暴跌时，财政收入骤降。但此时，基建的维护成本、人员的刚性支出却无法削减。为了维持运转，地方政府往往只能更加依赖短期的“土地出让金”（土地财政）或大举借债。

这种随着资源价格“上蹿下跳”的财政行为，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那些真正需要跨周期、长期投入的“慢变量”——如基础教育、科研投入、营商环境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在低谷期最容易被直接挤出预算名单。

此外，资源租金（Rent）的轻易获取，容易让地方政府形成路径依赖。当“批个矿”、“卖块地”就能带来巨额收入时，优化营商环境、费心费力培育几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就显得“性价比极低”。

长此以往，地方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可能发生退化，形成对大型资源国企的深度依赖。

04

破局之路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三重突围”

面对能源转型（双碳目标）和数字经济的双重浪潮，中国的资源型城市绝不是只能在“关矿衰退”和“继续挖矿等死”之间二选一。

未来的机会依然存在，但需要彻底转变认知，

建立 “三件事并行” 的战略框架：

第一重突围：资源部门的“就地升维”（防守反击）

不要急于抛弃资源产业，而是要重新定义它。单纯的“挖矿”是夕阳产业，但围绕矿山的绿色化、智能化与全生命周期服务却是朝阳产业。

1、延伸服务链：

从卖煤炭/石油，转向提供节能降碳方案、设备运维、甲烷和污染治理。

2、把包袱变成产业：

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棕地再利用，不应该只被看作是政府的财政包袱（“善后”），而应该被包装成一种可交易、可创造就业的新型生态产业。这不仅能修复城市伤疤，更能直接提升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海州露天矿，共和国露天煤矿的“长子”

第二重突围：“相关多样化”的枝蔓延伸（稳扎稳打）

停止不切实际的“跨界造芯”、“跟风造车”，把目光收回到本地既有的工业底子上来。

比如，围绕本地成熟的工程能力、设备制造能力和流程管理能力，向相邻的赛道延伸。

再比如，如果你懂采矿，就去研发一流的矿山机器人；如果你有大量的化工副产品，就去向精细化工和新材料延伸；如果你有强大的重型设备维保能力，就去开拓面向更广大区域的工业服务外包。

总体的目标不是空降一个高科技集群，而是让本地企业在熟悉的赛道上，不断从“做组件”向“做系统解决方案”升级。

广东省韶钢产业园内，一度废弃的红砖厂房内建成了智能管控平台。

第三重突围：重塑“慢变量”，把劣势转为网络优势（长期主义）

数字化确实为偏远资源城市提供了一次打破地理宿命的机会，但这绝非自然发生。

要知道，数字化的前提是人才与生活品质。

如果一座城市依然灰蒙蒙、缺乏优质医疗和教育、文化生活贫乏，再多的算力中心也留不住做数据标注和软件开发的年轻人。

同时，地方政府必须克制“替企业走路”的冲动（即滥用直接补贴去硬拽外来投资），政府的真正角色是“搭脚手架”：降低制度的不确定性，提供透明可信的营商环境，建设长期的公共品（学校、医院、宜居环境）。

值得注意到是，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从无效的产业园建设中抽离出来，投入到对“人”的投资上。

只有当这座城市重新变得“好住”、“公平”且“拥有高素质劳动力”时，新的产业种子才能在这里发芽。

阜新百年国际赛道城，利用新邱露天煤矿废弃的矿坑建成的

来源：TOP创新区研究院